姜太公的歷史地位

姜太公的歷史地位 　　

　　姜太公是齊國的締造者，周文王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謀主、最高軍事統帥與西周的開國元勳，齊文化的創始人，亦是中國古代的一位影響久遠的傑出的韜 略家、軍事家與政治家。歷代典籍都公認他的歷史地位，儒、道、法、兵、縱橫諸家皆追他為本家人物，被尊為“百家宗師”，這充分說明瞭其在中國歷史中的重要 地位和其思想理論的博大精深。

　　一、姜太公生平及其出生地之歷史考證

　　姜太公姓姜或呂氏，名望、尚，字子牙，號飛熊，炎帝神農皇帝51世孫，伯夷36世孫。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太師，齊王，妻名 申姜，共有13子（丁、壬、年、奇、枋、紹、駱、銘、青、易、尚、其、佐），女邑姜封周武王妃、皇后。西元前1211年，殷朝庚丁八年已酉年八月初三日出 生於今山東省日照市；西元前1072年戊辰年，周康王六年，卒于周首都鎬京，歲壽139歲。陵冢位於陜西省咸陽市周陵鄉，距離文王陵1公里；山東省淄博市 臨淄姜太公祠內設有衣冠冢。

　　姜太公半生寒微，擇主不遇，飄遊不定，但他能動心忍性，觀察風雲，等待時機，終遇明主，輔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興周。周武王伐 紂，太公為軍師，牧野大戰，滅商盛周，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太公被封為齊國君主，他治國有方，創建了泱泱大國，遺風猶存，累世相續，為後來的齊桓公“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五霸之首而奠定了基礎。

　　關於姜太公的出生地，文獻記載不一，主要是東海說和河內說。

　　《孟子·離婁上》說：“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呂氏春秋·首時》篇說：“太公 望，東夷之士也。”高誘注《呂氏春秋·首時》篇說：“太公望，河內人也。”《後漢書·郡國三》注引《博物記》雲：“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于棘 津，其浦今存。”《水經注·汶水》雲：“（汶水）又北過淳于縣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曰淳于國。”《水經注·齊乘》雲：“莒州東百 六十里有東呂鄉，棘津在瑯邪海曲，太公望所出。”《水經注》引太公廟碑文曰：“太公望，河內汲人。”究竟何說為確，據史籍和當代有關專家的考辨，認為東海 說根據較為確鑿。東呂鄉當為姜太公出生地。古代呂、莒本為一字，莒為周代國名，即為現在山東省莒縣。東呂鄉、東呂裏在莒城東面，今屬山東省日照市。漢張華 《博物志》明確標出：“海曲城有東呂鄉東呂裏，太公望所出也。”西漢的“海曲’則為現在的“日照”。今人楊伯峻對姜太公里籍作了具體的考辨。他說：“閻若 璩《四書釋地續》雲：‘後漢瑯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雲：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于棘津，其浦今存。又于清河國廣川縣棘津城，辨其當在瑯 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即是其家。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為汲縣人者，誤。”（《孟子 譯注·離婁上》）所論有據、甚確。就是說，姜太公的出生地當今山東省東部黃海之濱的日照、莒縣一帶，亦正是司馬遷所說的“東海上人’之義。據齊國國都，當 今的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史記記載姜太公出生地為現今日照市。據姜太公分支後裔盧氏宗親世界研究會（含南韓等國外盧氏）史記記載，姜太公出生地為山東日照 市。當今中國研究姜太公的最高權威之一，中國國防大學著名教授，姜太公後裔姜國柱先生，經多年研究考證，確認姜太公出生地為山東省日照市。

　　還需要說明的是，在四千年前，日照市兩城鎮（距市區十八公里），是亞洲最大的城市。這是美國考古專家組同山東大學在實地聯合考察半年之久得出的結論。作為一代偉人姜太公出生在這樣的文化發達地區，應更合乎情理。經綜合考證分析認為，姜太公出生地應為山東省日照市。

　　二、姜太公的歷史地位

　　姜太公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轟轟烈烈、神秘莫測，確實稱得上是奇人、奇事、奇男子。綜觀太公一生的建樹，無論從軍事、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貢獻，其中尤以軍事最著，所乙太史公言“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稱得上兵家之鼻祖，軍事之淵藪。

　　姜太公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國文藝舞臺上一位“高、大、全”的形象，還是中國神壇上一位居眾神之上的神主。作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為“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護佑神靈。

　　周朝從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個聖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國的賢才，來輔助周國實現滅殷興周的任務，所以名太公為“太公望”， 到武王執政時，又以“師尚父”相稱，尊寵權貴無以復加。文王所命太公之“師”即“太師”，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長官，既主軍，也問政。時有“天下三 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之言，足見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

　　姜太公是一位滿腹韜略的賢臣和非凡的政治、軍事家，一直受歷代統治者崇尚，這在《詩經》等唐朝以前的許多史料及文學作品中頌文頗多。

　　唐太宗即位後，外夷相侵，內患未除，政局動亂，國家面臨著百亂待治，百廢待興的情況，為了達到“安人理國”的目的，便自稱他是姜太公的 化身，便在磻溪建立太公廟，他用這一舉動告訴人們，他要象周文王訪賢並重用姜太公那樣的賢臣良將，他後來果然得到了一大批治世理國的人才，終於實現了“貞 觀之治”。唐玄宗為求國內安寧，需要像姜太公那樣披肝瀝膽，嘔心瀝血，忠貞不二的勤勉事主的人才，便於開元十九年（西元731年）敕令天下諸州各建一所太 公廟。並要求以張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每當發兵出師或各將領及文武舉人應詔，都要先去太公廟拜謁。開元二十七年（西元739年）追謚姜太公為 “武成王”，成為中華民族“武”聖人。宋神宗熙寧五年（西元1072年）為抵禦外冠入侵，下令要求各軍事將領必讀《太公兵法》。司馬遷在《史記》中說： “周西伯昌之脫羑裏，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這就確立了姜太公是中華民族創立韜略理論開山 祖的地位。

　　1972年從山東臨沂銀雀山漢武帝初年的墓葬發掘出的《六韜》殘簡，來校勘今天存世的各種《六韜》版本和本注，說明瞭《六韜》一 書，在漢武帝以前就流行開了，否定了《六韜》是古人偽托呂尚所著的懷疑，進一步證實了姜太公在軍事理論上的著述是真實的。他在軍事理論方面，在政治、經濟 鬥爭的策略思想方面，都為子孫後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豐富的遺產，人們稱他是兵家權謀思想的始祖是當之無愧的！

　　中國古代的兵論、兵法、兵書、戰策、戰術等一整套的軍事理論學說，就其最早發端、形成體系、構成學說來說，都始自齊國，源自太公， 所以說太公為兵家宗師、齊國兵聖、中國武祖是當之無愧的。可以說，沒有太公理論及其所建立的齊國兵家，則不會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謀高超、理論完整、源遠流 長、綿延不斷、影響巨大的中國兵學理論學說。今天，我們在研究中國古代的治國方略、用兵之道時，不能不重視太公的傑出貢獻、思想價值。中國古今著名的軍事 家孫武、鬼穀子、黃石公、諸葛亮等都學習吸收了太公《六韜》的精華，太公的文韜武略被當今世界上的政治、經濟、管理、軍事、科技等各個領域所借鑒。

　　太公治國，確立了“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治國方針，在齊國數百年的發展史上，代代相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確立了齊文化的歷史地位。

　　太公已去世3000餘年了，人民處於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豐功偉績，以樸實的感情編造出他的很多神話故事歌頌他。說他曾在昆明山 學道，後奉師命下山助周滅商，滅商之後又奉師命發榜封神。這在《太平禦覽》和《封神記》等書上逐步把他神化了。到了明代許仲琳為崇敬太公無法形容時便以神 面化之編著了一部《封神演義》，把他說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的神奇和威嚴，成為驅邪扶正的偶像了。這些雖然超出了歷史的真實，但卻反映出姜太公在 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三、姜太公思想

　　呂尚（姜太公）的文治武略影響深遠。他不僅是開創西周的功臣，而且輔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之元老，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經驗，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他的思想、理論、實踐博大精深。

　　1、韜略鼻祖，千古武聖

　　姜太公作為中國韜略鼻祖、千古武聖，其文韜武略、經國治軍，理民化俗之論、之策、之術，都為後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併為華夏民族所稱頌、傚法。

　　“兵聖”孫武及其《孫子兵法》飲譽中外，堪稱兵法之集大成者，其軍事思想亦不乏借鑒太公謀略之處。舉例說明：如《孫子兵法·虛實篇》有 “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之句，而以反映姜太公軍事思想的《六韜》論著中《文韜·兵道》記載即有“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之 句；《孫子兵法·計篇》中“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與《六韜·龍韜·論將》中“將有五材十過”，“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相近；《孫子兵法 ·計篇》稱“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國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而《六韜·龍韜·論將》亦言“故 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等等。

　　有關姜太公軍事思想的著作有《六韜》、《陰符經》、《太公兵法》、《太公金匱》等，但現存甚少。其軍事韜略、戰爭謀略、戰法戰術、 軍隊建設、戰爭準備等思想的高明、深邃、可貴之處，就在於他的全面性、創造性、開拓性，他不是單純地就軍事而論軍事，而是從哲人智慧的高度，以聰明政治家 的眼光，將政治與軍事、治國與理軍緊密地結合起來，融為一體加以論述。這就使他的軍事韜略、謀略頗具全面性、深刻性、精闢性，因而為歷代的哲學家、政治 家、軍事家所推重，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六韜》作為中國古代偉大的軍事著作，在宋代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作為武學教本，成為武將們必讀的兵書。二千 多年來，《六韜》與其他“武經”一樣，從先秦至現代，不斷有人註釋、講解、校勘、闡揚，挖掘其思想宏旨奧義，吸取其思想精華，經久不衰，至今愈盛，充分展 現了其光輝的思想價值和不朽的生命力。我們應當珍惜這份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使之在新時代更加輝煌。

　　2、權謀思想

《六韜·文韜·文師》最後有一段姜太公的話：“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這是太公“陰謀修德以傾商政”，滅 商興周的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權謀思想。因為，最大的權謀莫過於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奇取和建立國家政權是軍事謀略的根本。這一思想，除《文師》外，在《發 啟》、《文啟》、《順啟》等篇中也都反復論述這個道理。太公被封齊，建立齊國之後，推行的根本方針也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思想。可 以看出，姜太公認為，人的本性是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給予人以生利的是道義，能行仁義道德者，則能使天下人歸服。因此，國君應當以天下之利為利，以 天下之害為害，以天下之樂為樂，以天下之生為務。只有以仁義道德為天下興利除害，使天下人與之共利害，同生死，共憂患，共苦樂，這樣便可以收攬、固結民 心，使萬民歸心、歡心。基於這種認識，《六韜》強調國君要行仁修德，澤及百姓，不可暴民、虐民，為已而害民，。只有這樣，人民才能與國君同舟共濟，擁戴國 君。本思想亦在齊國的實踐中貫徹、實現了這一思想。這是其他所有軍事謀略家所沒有的。可見，《六韜》一書的上述內容，與姜太公的軍事謀略思想相符。

　　3、愛民思想

愛民之道，就是以仁義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如太公所言：“敬其眾，合其親。敬其眾則合，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 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無疑，天下和服。”就是說，要尊重民意，敬愛民眾，聚合宗親，行仁舉義，就會受到民眾的擁護愛戴，這樣使天下和服，就可 以守土、固國而王天下。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專任武力，不可橫暴百姓，而要以仁義為本，修德禁暴。這就是姜太公和《六韜》重視文韜而不輕武略，把經國與 治軍作為整體而論的高明之處。他治國安民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順民情。這就充分表現了姜太公治政的出發點和歸宿地都是為了愛民。《六韜·文韜 ·國務》雲：“太公曰：‘利而無害，成而無敗，生而無殺，與而無奪，反而無苦，喜而無怒。'”從上我們不難看出，“愛民”思想之深，在先秦軍事、政治和諸 侯君中，也只有姜太公才有如此深刻“愛民”思想。而且，也是由姜太公在齊立國之後，真正把“愛民”思想貫徹到建國的實踐當中去，這就是齊國的富民政策。

　　4、順民思想

姜太公深知“民為邦本，民固國興”的道理，有民則有國，無民則何國可言。因此，他力倡以民為本，仁政順民的思想。順民就是“重民”、“貴民”。如果國君、 人臣和各級官吏，不以民為本，以民事為務，而敲剝、殘害民眾，就會使民眾離心離德，離之而去，叛之而反。姜太公通過自己長期生活在民眾中的親自實歷，不斷 觀察，精心研究，對於民為貴、民為本的思想有深刻的認識，並樹立了牢固的民本意識，所以他在出山之前和立國治國之中，都始終堅持以民為本，實行仁政，收服 民心，使萬民歸心。對如何安靜、安定天下，姜太公指出：天有其自己的運行規律，民眾有其自己的日常生活事業。君主能與民眾共同安生，天下就安靜，民眾就安 定了。最好的政治是因民俗、順民心進行治理，其次是宣傳教化，感代民眾。民眾被教化、受感化，就會服從政令，所以說天道無為而能生長萬物、成就萬物，民眾 無需給予而能自己富庶，這就是對人治理天下的高尚道德，亦是無為而無所不為的根本道理所在。

　　5、舉賢思想

《六韜·文韜》中《上賢》、《舉賢》兩篇，集中表現了姜太公的重賢、上賢、選賢、舉賢的聖賢治國論及其思想內容。所謂“上賢”，就是尊重、崇尚有道德、有 才能的人。尊賢尚功是姜太公“國本”的主要內容之一。姜太公認為，作為君主治理國家，必須尊崇德才兼備的賢人，抑制無才無德的庸人；任用忠實誠信的人，除 去奸詐虛偽的人；嚴禁暴亂的行為，禁止奢侈的風俗，因此，明君用人應當警惕六種壞事、七種壞人。六種壞事的危害是：“傷王之德”、“傷王之化”、“傷王之 權”、“傷王之威”、“傷功勞之臣”、“傷庶人之業”。對七種壞人，絕對不可信用，即“勿使為將”、“勿與謀”、“勿近”、“勿寵”、“勿使”、“禁 之”、“止之”。這就堵死了壞人幹壞事、危國家、害民眾的路徑。

　　姜太公指出，要根據各級官吏的職能分工的要求條件來選取賢能，再依據各官職應具備的條件來考核官吏，鑒別其才智的高下，考核其能力 的強弱，評定其政績的優劣，使之名實相當。因此必須堅持選用賢才、任用賢才的標準。關於選拔任用賢才的標準，姜太公提出了“六守”，即六條標準：仁、義、 忠、信、勇、謀，具備這六個標準的則為賢人。姜太公還認為，國屬上賢、舉賢，旨在任賢、用賢，如果上賢、舉賢而不任賢、用賢，亦只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 實，這種停留在名義上的上賢、舉賢，是不會獲其功而救其亂的，相反則會使世愈亂，以至造成國家的危亡，所以要上賢、舉賢、任賢、用賢，做到實當其名，名當 其實，名實相符。

　　《六韜·文韜·上賢》雲：“太公曰：‘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舉賢思想，在姜太公建立齊國之後，又正式列入建國方針之一，即“舉賢而上功”。

　　6、六守三寶

姜太公的理財富國、富民足民的發展經濟的思想主張是全面而週到、精闢而深刻的。《六韜·文韜·六守》載：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寶。”六守：仁、義、忠、 信、勇、謀。三寶：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谷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 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群昌；三寶完則國安。這三寶在齊立國之後，也是列入建國方針之一，即“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農工商同時發展，重點又是發展 工商業，因而，後來的齊國才發展或為一個民富、國強的大國。

　　姜太公在“三寶並重”“本末並利”、“上下俱足”、廣開財源的基礎上，提出了他的貨幣政策，確保財貨正常流通、賦稅正常繳納，促進 經濟發展、市場繁榮，這種開源節流的經濟、貨幣政策，實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上策。姜太公深知，農、工、商三業對國計民生的重要意義。國無農無食不穩，國無工 無器不富，國無商無貨不活，故要農、工、商並重，協調發展，使人民有業可從，衣食飽暖，器具足用，財貨流通，財政充裕。姜太公的“三寶”思想，不僅是周朝 經濟發展的基本方針政策，而且為齊國的強大奠定了政治、物質基礎。此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延續至當今世界。

　　7、九府圜法

　　姜太公的貨幣政策，主要是他制定的九府圜法。所謂“九府圜法”，顏師古《注》雲：“《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 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雲九府。圜謂均而通也。”姜太公所建立的“九府圜法”，是用行政手段保證財貨的均衡流通和合理出入，使錢幣與布帛不斷流 通，聚散適宜，無積滯，無匱乏。國以之富，民以之足。

　　“九府”是“掌財幣之官”。查《周禮》的“九府”之職能，就在於“通貨幣，易有無”。

　　姜太公的財政經濟政策和金融管理制度，不僅為周朝的經濟管理、經濟監督、賦稅收納、貨物保藏等建立了完整、嚴密的管理體系、管理制度， 而且為齊國的強大，為齊桓公和管仲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霸業奠定了基礎。姜太公的生財之道，理財之策，即開源節流之制，是富民強國之道，為萬世治國 興邦之正道，萬事不易之治道，故為萬世法。

　　四、韆鞦功業，後人稱讚

　　姜太公的道德功業，為後人所推崇、稱頌。有人把他由人變為神，列入神仙之首，說他能呼風喚雨、使神役鬼；有人把他尊為“兵家鼻祖”；齊 人稱他為“天齊至尊”等等。歷代文人墨客、哲人智士、兵家武士，都在詩詞文論、兵書戰策中，抒發情懷，稱讚有加。他們或觀太公留下的歷史遺跡而抒發已志， 或乙太公事跡為據而引申已論，頌揚其功。

　　在《詩經·大明》中寫道：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在諸多讚詩中，對姜太公一生功績給予高度概括、評價的要算《封神演義》的作者許仲琳的《姜元帥讚》：

　　六韜留下成王業，妙算玄機不可窮。

　　出將入相韆鞦業，伐罪吊民萬古功。

　　運籌帷幄欺風後，燮理陰陽壓老彭。

　　亙古軍師為第一，聲名直並泰山隆。

　　對姜太公一生的韆鞦功業，不僅詩詞歌頌，而且經史文論，多有盛讚。

　　對姜太公人們不僅重視他的著作和智慧的價值，還十分尊崇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懈奮鬥的精神，懷念他對正義，對文明的孜孜追求；困難，他不退 卻，不屈辱，不低頭；饑餓，也不理會；沉淪，他不屈服；年高，他不服老，而對自已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毫不動搖。是有志不嫌年高，大器晚成“使老者奮”的典 範。他永遠是中華兒女的自豪和驕傲。

　　在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延綿不斷的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中，齊魯文化是主要來源，集中代表了炎黃這一思想體系的傳統文明。在遠古時 代，炎帝、黃帝為首的兩個部落，已開始結合。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已融合成為一個民族。在周初，代表這兩個部族的兩個偉大歷史人物，一個是封于齊國的炎帝 後裔姜太公，一個是封于魯國的黃帝後裔周公旦。我們說，假如沒有周公的文韜和姜太公的武略，作為“小邦周”是很難戰勝“大國殷”的，即使是戰勝了，也難以 鞏固，並創造出那樣燦爛輝煌的周代文明。現在我們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認真研究姜太公的思想，正確評價姜太公的功業，對於深入研究探討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尤 其佔其主流的齊魯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